多年的基层工作
1956年，我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太阳集团1088vip)。大学岁月虽然艰苦，却很充实。学校响应中央号召，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大学一年级新生就到东西湖参加劳动，一大批学生背着行李，浩浩荡荡走向东西湖，场面十分壮观。大一下学期，我被定为半脱产干部，担任动力系1956级的团总支书记。自中学时代起，即使寒暑假我也很少回家，组织同学们一起开展课外活动，所以大学期间寒暑假的课外活动开展得更为丰富。那时候倡导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们假期到武汉同学的家里去玩，不管多远，来回都是步行。
1957年，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参加了汉丹铁路部分路段的修建工作，主要做些打桩、修路基的事情。晚上，师生们就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条件艰苦却无怨言。我当时就在一个猪圈旁边的地上随便铺了点稻草和竹板，凑合着住了一段时间。1960年，学校举行了修筑汉丹铁路庆祝大会，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
1958年，我被确定为毕业后留校工作。1958年10月至1959年1月，我在动力系担任分团委书记。1960至1965年，我在校团委工作，主要抓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及共产主义品德教育。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师生都吃不饱，得了浮肿。一些学生就在青年园的鱼塘钓一些小鱼来吃，学校还在喻家湖养殖了一些鱼，以改善教师们的伙食。把鱼钓上来后，学生用自制土电炉来烤着吃。土电炉就是用电阻丝绕成很多圈，下面再垫个瓦，通上电后就可以烤鱼，或者做红苕汤之类的来解解馋。后来由于土电炉比较费电，又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慢慢就不再用了。在课余时间，我们还自己种菜，不怕脏不怕累，有些女同学都跳到粪池里去舀粪给菜施肥。
我们那时候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很积极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刚刚出版后，学校即组织所有党政干部一起脱产学习了两周。每周还安排一两个小时的单位时间，集中阅读党的文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已经成为大部分干部的案头书了。广大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毛选著作中，图书馆库存的700套《毛泽东选集》被全部借出，全校师生共写出数千份学习心得。
校党委副书记黄礼调走后，黄先同志调至华中工学院，接任黄礼同志分管的工作，任党委副书记，主管宣传、理论教育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工作。黄先同志住在现在的1号楼附近，在华工待了3、4年时间后调至中南局工作，之后又去了广州。他来华工时，大概50多岁，有学者风度，又有搞理论研究的功底。上世纪60年代初，学校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大参》是党内高层干部才能看到的内部刊物。我当时在校团委工作，黄先同志把我们团委几个干部组织起来，把《大参》上的部分内容讲给我们听，给我们列举了很多鲜活的例子。我们认真做笔记，消化后，再给学生做报告，讲给同学们听，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后来，还组织同学们学大庆、学铁人，开展了各种生动的找差距活动。
建校初期，学校的围墙还没完全修好，附近还有农村和农田，农民养的耕牛经常跑到青年园里来吃草。有一天早上5点多钟，我在家里接到九思同志的电话，他催促道:“牛又跑到青年园里来吃草了，团委的干部要去赶牛啊，以后每天都要去看看。”我赶紧给团委的其他同志打电话，一起去青年园赶牛。九思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以工作为生命的人，他几乎所有的节假日都在工作。这种精神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影响是很深刻的。
1965至1972年，我在动力系任党总支副书记，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工作重点之一是抓学习毛选著作，强调学习毛选要做到活学活用，要落实到学习、工作中去。为此在动力系，我们举办了学习典型的活动，树立的典型有杨荣元（动力系分团委书记)、毕传泰、刘德新，并办了展览，邀请其他系的师生过来参观。毕传泰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学生，他耳朵几乎听不见，每次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靠看老师的嘴型来听课。反右期间，动力系主要开展了教育革命、大炼钢铁等活动，当时的钢铁基地位于森林公园附近。白天，我们组织学生编写教材，晚上则加班炼钢铁。
1978至1982年，我在自控系任副系主任，做系主任陈珽教授的助手，分管科研、实验室、与其他院系往来等工作。陈珽教授为人低调，做学问严谨，在国内系统工程领域很早就是权威人士。为了跑科研课题我经常出差，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学校，即使在校也要检查各课题组的项目进度，保证每个阶段都有论文发表，或有总结报告，有新的成果出来。自控系的每个教研室都有实验室，如工企实验室、自动化实验室、电子学实验室等。当时李德焕书记在机械系工作，我和李书记沟通后，决定两个系开展合作，机械系借经费给自控系，自控系给机械系提供人力支持。双方合作比较愉快，促进了两个系的教学、科研等工作。在我工作过的很多地方，自控系的教师留给我的印象是最淳朴的。
“文革”之后，学校遇到好的发展机遇，各项工作非常忙，我的宿舍是在西一舍2楼，晚饭之后我经常把两个小孩锁在家里，出去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到家后发现两个小孩都睡在了地上。
我们那一代人讲的是奉献，没有怨言。我刚工作时的工资是每月39元，1962年转正之后是每月53元，再后来涨到每月59元的工资维持了20多年。1998年退休时的工资是800多元，我很满足。在两'加工资时，每次只能解决40%的人，我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因为还有一部分教师不能加工资，我去给这些没能加工资的教师做思想工作，自己首先得以身作则。
高起点的建筑系
1983年，我调任建筑系党总支书记。1982年，朱九思院长提出要办建筑专业，他认为建筑学是集文、理、史、艺术于一体的学科，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必须要办建筑学。当时学校一些人对办这个专业不是很理解，建筑系的师生去外地写生，被人误认为是游山玩水。但九思同志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办好建筑学专业。
九思同志请清华大学建筑系周卜颐教授到华工创办建筑学系，周卜颐担任第一任系主任，并推荐了清华大学的陶德坚。陶德坚是完全调到华中工学院的，是周卜颐的得力助手。建筑系当时还集中了原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黄康宇、蔡德庄、黄兰谷、张良皋等名家参与创系工作。
1982年，建筑系招收本科生，1983年，建筑系招收研究生。当时全国建筑界的八大家是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这8所高校是老牌名校，俗称“建筑界老八所”，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建筑教育领域的最高水平。建筑系建系之初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在短期内成为建筑界的“老九”。
为了这个目标，建筑系明确了两条指导思想。第一条指导思想是强调新的建筑理念，搞教学改革，因为沿别人的老路走很难追上去，只有创新路才能有更快的发展。在教改中，我们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要强，曾邀请学校宣传部的摄影摄像老师来指导学生的摄影摄像课，邀请木工师傅来指导学生的模型制作。建筑系建设的系馆是全国第一家建筑系系馆，内设各种工作室。此外，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建筑系仍然想方设法买了很多图书和资料，订购了国内外的多种杂志。一些建筑名家来校讲学时，看到系里的图书资料室，极为感叹，他们都没想到一个刚成立的建筑系能有这么完备的图书资料，这都得益于九思同志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办好建筑系。
为搞好创新，1983年，陶德坚创办《新建筑》刊物。《新建筑》为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主张倡导新的建筑理念，团结中青年建筑人的创新理念，经常召开新建筑理念研讨会。《新建筑》目前已是我国建筑界的核心刊物，在建筑界具有较大影响。
第二条指导思想是主张开门办学、国际化办学。建筑系1982级的学生学得最好，功底很扎实，目前在业界也多有名望，主要因为当时请的授课老师是全国建筑界八大家的名教授。例如邀请了汪坦、关肇直、华宜玉、陈志华、彭一刚、聂兰生、齐康、郑光复、鲍家声、罗小未等名师来校讲课，这届学生吸收了这八大家名师之长。建筑系也借此机会与八大家成了好朋友，互相增进了联系。其中，罗小未来华工讲建筑美学课时，带来了大量的照片和图片，教学效果非常好。童鹤林来校讲学一年多，他徒手画出的建筑图就像是用工具画出来的，但他对学生要求很严。建筑系学生的毕业设计都是模拟现实中真实的项目，例如1982级学生的毕业设计有两个项目:桂林明王城旅游改建规划和桂北茅洲度假村。
此外，建筑系还邀请国际名家来校交流。例如曾邀请世界建筑大师密斯的助手戈法斯密斯来华工，他用图片追忆的方式展示了世界闻名的“范斯沃斯住宅”现场施工过程，开阔了师生的视野。1985年，现代中国建筑创作研究小组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华工召开，增进了建筑系与同行间的交流。
建筑系建系之初就设在西四楼，只有几位老师，有的还是借调来的。师资、经费都很短缺。建筑系当时被戏称为“汽车系”，因为我们经常需要到车队去要车，到外面接教师来上课。之后为解决教师人数不足的问题，建筑系到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去招揽优秀建筑专业毕业生，师资队伍逐步建设起来。
建筑系开办第一年发年终奖时，每位老师只能分得几十元钱，而其他院系老师的年终奖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为鼓舞士气，我就跟大家说:明年我保证你们的年终奖能成百成百地发。经过全力拼搏，第二年年底，我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抓建筑系学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教学主要由黄兰谷先生提倡，他是建筑系第二任系主任，这在当时属于先进的教学手段。为搞好计算机辅助教学，黄兰谷在60多岁高龄时还到美国去进修了半年的计算机课程，为建筑系的发展呕心沥血，后来在系主任的位子上去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生工作
1986年，我任华中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主要是分管学生工作和安全工作。学生工作包括全校
学生的招生、教育、管理、分配等，安全工作主要是学校的治安、稳定等工作。这两项工作给我的思想压力很大，像坐在两个火山口上。
全校性的学生工作主要通过大系统工程来开展，实行严活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既要坚持从严治校的原则，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加强管理，学校建立了课堂考勤制度，建立了考试、作业管理制度，建立了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制度。当时的学生很少缺课和退班，到课率非常高。我们对学生要求很严，不及格课程数量达到3门以上即要求退学，有一年的退学学生数达到50多个。每天清晨，到处可见学习外语的学生在朗读。学在华工的美誉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个阶段，学校特别强调做深入细微的思想工作，强调干部白天要深入课堂，晚上要深入宿舍。学生工作的经验在湖北省政治思想工作研讨会上推广过，后来在全国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研讨会上作了发言。高要求带来了高质量，华工的毕业生踏实肯干、素质高、动手能力强。改革开放后，华工毕业的学生“占领南方”，每年大批量学生在南方就业，我校学生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南方一些当地高校。
“活”是指第二课堂和学生参与学校的建设。我们通过组织大的活动，例如校园评估和教学
评估，对学生开展校风、学风教育。开展校园评估，黄树槐校长任筹备组组长，我任副组长。除了后勤部门全力以赴外，我们把学生当主力军，发动学生，让学生做学校的主人。把全校划片，分成多个责任区，每个系的每个年级负责一个片，是各个片的主人，必须把各个片搞好。评估组到校后，我们把这点经验向评估组汇报后，得到肯定和认可。经过努力，我校是第一个申请并通过校园评估的高校，也是第一所得到优秀的学校。校园评估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检查人员甚至会去摸教室里面的电灯上面是否有灰尘，校内各角落也不允许有烟头的存在。
之后，我校也是全国第一所申请并通过教学评估的高校，成绩也是优秀。教学评估的难点在于评估组有可能给大四的学生出大一的数学课程题目，也有可能抽查往年学生的毕业设计和各种资料。评估组的人一大早就到各个教学大楼守着，不允许学生上课迟到、打瞌睡。现在我校学生提倡创新，创新还得以严谨为基础，把专业基础扎扎实实打好了才能创新。
在华工工作了三十多年，我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
（霍慧娴口述，吴瑞芳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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